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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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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塑像

文| 刘刚

汪大渊出生时,马可·波罗已回国,《马可·波罗游记》也已问世。

他怎么也想不到,八百年后,有人会将他与马可·波罗联系到一起,他不知道马可·波罗是谁,也没读过《马可·波罗游记》,但他却被后人称作“东方马可·波罗”。

在马可·波罗来中国前,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盛产瓷与丝的中国,还是个令人向往的传说,而马可·波罗之言,不管真假,都成了大航海时代的预告。

他的名字里有《论语》

还在西方航海家响应马可·波罗的预告之前,汪大渊就行动起来早早下西洋了,比郑和下西洋早了75年,比哥伦布大航海早了162年,比达·伽玛绕过好望角早了167年,还好,他没有被人遗忘,郑和下西洋时,就随身携带了他写的《岛夷志略》。

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这样评价《岛夷志略》,说他随郑和“历涉诸邦”,所至之处对照《志略》,“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同样是下西洋,郑和代表国家,有官船200多艘,官军数万,公帑无数,而汪大渊只代表自己,自费出海,靠经商维持航行,所以,有人就说他是”海商“。可他第一次出海时,才19岁,此前,他显然不是海商,此后,他才有可能成为海商,但很难说成为海商是他此行的目的,更何况,真正的海商,通常做转口贸易,不会脱离自己的商业航线去漫游、去探险,而他则更像是为了航海的需要而经商。

他究竟为什么要出海?看来是个谜,在《岛夷志略》自序中,他没有说明出海时自己的身份,只说了一句,“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就再无别的交代。

我们除了从他的姓名来看,“汪大渊”,跟大海似乎有着宿命之缘,还可以从他字“焕章”——出自《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为他的出海找到思想根源。

孔子身后,留下一声叹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此感叹,最易打动少年心肠。而元朝,正是个“道不行”的时代,他便响应孔子的号召,真的“浮于海”。

而他成长的那一方水土,虽非沿海一带,却也是个连山通海的所在,在其出生地——南昌市青云谱区施尧村汪家垄,至今尚存一首排工号子《南昌城南掌故多》:“南昌城南掌故多,将军渡口波连波嘿;象湖源上风光好哟嗬,施家尧去划龙舟来嘿;王老丞相来迎接哟嗬,相府千金坐花楼罗嘿。汪家垄住航海客哟嗬,飘洋过海到夷洲罗嘿!”

号子的最后两句,简直就是冲着他唱的,他不就是“汪家垄住航海客”,曾经“飘洋过海到夷洲”吗?他是大海之子——汪大渊,他是《论语》之子——汪焕章,他把两者结合起来——“浮于海”,也许孔子那一声长叹成了他大航海的原始动力,而“大道之行也”才是他大航海的目的,他捡起孔子失落的叹息,像孔子周游列国一样,航海去了。

带着孔子的感叹,他从南昌出发,由赣江南渡,到了泉州。

跟着瓷器出海去

通常,人们很难把南昌跟大航海相联,可汪大渊的出现,使人不得不将它们联系起来问一声:何以大航海时代,由南昌人捷足先登?其究竟有二因缘。

其一,这跟秦汉以来南昌作为造船基地有关。汉武帝时,就有豫章大舡出海;其二,这跟唐宋以来海上陶瓷之路有关。唐宋时,景德镇瓷器已多有出口。至元时,景德镇窑便取代了龙泉窑,作为中国瓷业龙头,而景德镇本土的昌江,也就成了海上陶瓷之路的源流,从昌江入赣江,南昌就成了海通枢纽。

南昌人接过景德镇转口贸易第一棒,或经由长江,往太仓出海,或通过赣江,往广州、泉州出海,唐时多往广州,宋、元改由泉州,明、清又改往广州。

汪大渊到了泉州,想必会有一番望海赋诗、临波兴咏的冲动,但他却未留下片言只字,也许是命运不济,丢失了文字?可惜了他那一片“浮于海”的心意。

我们没有从他笔下看到泉州的样子,但50年前,马可波罗到过那里,后来在游记里描述了泉州的样子,他说“刺桐港”就在那里,印度船至,皆停靠于此,舶来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均由此进口,故“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

马可波罗还特别提到了“蛮子商人”,说刺桐港是“蛮子商人常至之港”,这当然是用了蒙元贬低南人的口吻——“南蛮子”,来称呼南方商人,说他们由此港贩运货物到“蛮子”境内,还将刺桐港与西方最大的亚历山大港做了一番比较,认为刺桐港的舶运量要大得多,如果说从亚历山大港或其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基督教国”,那么“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规模竟然相差百倍,“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

假如马可波罗在泉州相遇了汪大渊,他会怎么说?说是蛮子商人,还是蛮子书生?这说明当时欧洲人同中国海商直接交往不多,多由阿拉伯人做中介,所以,若是阿拉伯人,就不会这么说,与汪大渊大致同时的摩洛哥穆斯林法学者伊本白图泰,在汪大渊出海以后,也来到了中国,并到过泉州,还到过杭州,可以说他完全被中国震撼了。他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全境无一寸荒地,沿河两岸,都是花园、村落、田野,一个单身旅客,虽然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管放心。

像马可波罗一样,伊本白图泰也谈起杭州,赞不绝口,因为,杭州是他“在中国地域所见到的最大城市”,他说,杭州城里,“每人有自己的花园,有自己的住宅”,“港湾内船艇相接,帆樯蔽天,彩色风帆与绸伞,相映生辉。雕舫画艇,十分精致”。

而泉州的港口,更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无数,大船以帆计,有十帆、三帆不等,帆以藤篾编织,其状如席,船上,有水手600名,战士400名,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分官、商舱,官舱附有厕所,并有门锁,且以木槽种植蔬菜鲜姜,他还发现,中国人交易时用纸币,而将金银熔锭封存起来。

看来,大船多为官营,所以,设有官舱,还有战士随船护航

泉州万货云集,吸引他的有丝和瓷,丝绸极多,价钱便宜,“一件布衣可换绸衣多件”,谈到瓷器,他说“瓷器价格在中国,如陶器在我国一样或更为低廉”。

汪大渊来到泉州时,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面已经有了一个叫做“马可·波罗”的先驱,也不知道接踵而来的,还会有一位名叫“伊本白图泰”的伊斯兰教的传教士,我们若将这三人以及他们的三本书放到一起来读,就可以读出那一时期的一个世界样式。

这三本书,最重要的一本,是第一本,也就是马可·波罗撰写的那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为何被当时人认为是最不靠谱的一本书,却变成了后人所推崇的最重要的一本?以本人口述,由他人笔录,本来很难经得起历史推敲,但它却在历史的风口上,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

地中海的中国热

中国瓷器,“运销印度,直至马格里布”。“马格里布”,指非洲西北地区,意为“日落之地”,宋人《诸蕃志》称“默伽猎”,分布于阿特拉斯山脉至地中海之间,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总称,有时也包括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部分地区。

因此,瓷器进入欧洲,马格里布是一条重要通道,但不是最重要的,伊本白图泰之所以要特别提起它,或许是由于乡愁,因为,他就是马格里布摩洛哥人。

当时,还有另一通道,比马格里布更为重要,那就是埃及。

伊斯兰化的埃及,大约与宋朝同时,从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兴起了法蒂玛和阿尤布两个王朝,它们作为地中海沿岸东西方贸易枢纽,并在与十字军的对抗中,一度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与之互动的,主要是意大利各城市,不但贸易往来,还有宗教战争。战争造就了阿拉伯人的民族英雄萨拉丁,作为阿尤布王朝的开创者,他不仅顶住了十字军东征,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还用同东方贸易来影响欧洲,诱发了欧洲文艺复兴。

中世纪,欧洲与阿拉伯都是宗教领地,一个基督化,一个伊斯兰化。而东方,则有印度和中国,印度也是个宗教领地,其国家一度也被伊斯兰化,可中国一直就是个世俗化的人文世界,本来希腊也是,但希腊作为一个国家,实体早已消失,其人文主义仅以希腊化方式表现,而不能以国家形态存在,唯独中国人的人文理想能以国家表达。

对于欧洲的人文主义觉醒来说,希腊化与中国化都不可或缺,一个是听从历史理性的召唤,一个是对现实榜样的追求,希腊是历史理性,中国是现实榜样,这两样一起构成了文艺复兴的合力。也可以说,中国是一面镜子,对照这面镜子,欧洲人从文明倒挂中,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原来在欧洲的文化传统里,就有那么个人文主义渊薮。

在马可·波罗出现以前,欧洲人还没有以中国为镜子来认识自己,因为他们还得吃阿拉伯人留下来的东西方贸易的剩饭,还得经由阿拉伯人转运而来的丝绸和瓷器接触中国,而阿尤布王朝则通过与中国贸易,使埃及成为了地中海两岸最繁荣的国家。

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对中国古瓷在埃及出土情况言之甚详,因丝绸易腐,很难作为文物遗存,而瓷器就不同了,哪怕是碎片,也具有不朽的文物价值,所以,研究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瓷器很重要,他两次埃及之行,访古瓷六、七十万片,逐片审查,选出其中万余片,除了对它们作分类和测定,同时,还对那时的埃及做了考察。

经考察,他发现,其时开罗市民不但富有,且嗜好珍奇,喜爱中国产品,尤其瓷器,福斯塔特出土中国瓷器,不限于少数民居,在大部分住房中都有发现,可见已普及到了多数家庭,当时开罗的财富与一般居民生活水平,远比我们所想像的要高。

而且,他还发现,一旦出现新类型的中国瓷器,当地人都能把它仿制出来,输入唐三彩,就仿制出埃及三彩;输入白瓷,就仿制出白釉陶器;输入青白瓷,就仿制出青白陶器;输入青瓷,就仿制出青釉陶器,中国陶瓷受到珍视,同时,又烧制大量迎合时尚的仿制品而受人喜爱,可能是因为当时埃及盛行的中国风尚,掀起了中国热的缘故。

阿拉伯人的“中国热”,传递到地中海的那一边,那些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也跟着“热”起来了,萨拉丁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与对岸的威尼斯结盟,同威尼斯一道分享“中国热”带来的东西方贸易红利,那红利培植了马可·波罗的家族生意。

马可·波罗出现,要具备两个条件,光有“中国热”还不够,还要有蒙元势力覆盖,欧洲之与中国,原来隔着个阿拉伯世界,这世界,造成了欧洲与中国的隔阂,尽可能隔断中欧之间往来。到了蒙元时代,蒙古人的势力范围,不仅覆盖了中国天下和阿拉伯世界,还深入到东欧一带,这样,就去除了隔阂,打通了隔断,开放了中欧通道。

可以说,马可·波罗生逢其时,生在了古代中西交通的一个大一统时期——蒙元时期,所以他来中国很顺利,早来有阿拉伯人限制,晚来有奥斯曼帝国制止。

接踵而来的汪大渊、伊本白图泰也都生在了这一时期,他们也都成为了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的天之骄子。那个时代,努力地要把中国推荐到欧洲去,同时,又召唤着欧洲到中国来。据说,忽必烈曾有过一个主意,那就是将中国的瓷器卖到欧洲去,用从欧洲赚的钱组织军队去攻打欧洲,这样的大战略,汉人从没想过,只有蒙古人想得出来。

忽必烈的抱负虽未实现,却推动了一个时代,一船一船瓷器,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出发,下南洋下西洋,抵达红海岸阿扎布港,经由尼罗河转入地中海。

汪大渊抵达时,形势发生了变化,阿尤布王朝衰落了,北非伊斯兰中心转向马格里布,他有可能到了摩洛哥,那是伊本白图泰的出生地,若能再进一步,由此跨过直布罗陀海峡,他就到达欧洲了,抑或从地中海穿越一下,他就率先进入大西洋了。

可惜,他没有迈出这一步,不光他没有迈出,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也都没有迈出,因为,蒙元帝国的势力范围未及于此,蒙元时代的进取也就到此为止。

三人之中,惟有马可·波罗没有被蒙元时代所局限,他借了蒙元时代的中国之光,启发了一个更加伟大的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几乎同《马可·波罗游记》一同到来,因此,《马可·波罗游记》也可以当作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被抛砖引玉。

终于在100多年后,引出哥伦布来。据说,哥伦布怀里就揣着那本游记,嚷嚷着“到中国去”,但他并未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前进,因奥斯曼帝国阻挡,他决定走出地中海,走向大西洋,于是,从意大利来到了西班牙,同蒙元时代反其道而行了。

欧洲提防青花瓷

这些都是后话,可以暂时放下。还是回到汪大渊这里,再问一声:为何不向欧洲迈开那决定性的一步?这一问,不是问向他那个时代,而是问向他本人,蒙元时代的格局到此为止了,他本人为何也在此裹足不前?这有可能跟青花瓷贸易有关。

我们试看一下《岛夷志略》,100来个篇章,有40多篇记载了瓷器贸易,其中,又有20多篇谈到了青花瓷贸易。对于青花瓷的命名,以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最早出现在《岛夷志略》里,汪大渊称之为“青白花瓷”、“青白花器”,书中写道:在加里纳,今伊朗,贸易之货,用青白花瓷碗,在天堂,指麦加,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

当然,也有人认为,汪大渊说的“青白花瓷”,是指青白瓷,而非青花瓷,这样说来,原无不可,但基于两点原因,我们选择了青花瓷一说:其一,汪大渊出行时,青花瓷已经成熟,此前,也不见有人称青白瓷为青白花瓷;其二,若汪大渊未带青花瓷,很可能就迈出那关键的一步了,可为什么带了青花瓷就迈不出那一步呢?因为那时的欧洲人不需要青花瓷,需要的是青瓷、白瓷,所以,去了,也是白跑一趟,还有可能生敌意。

为什么会生敌意?这就跟青花瓷的来历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有关了。

青花瓷,要以白瓷打底,饰以蓝彩,而蓝彩,则以钴料生成。还在古埃及和巴比伦王国时期,蓝彩就已出现。在中国,出现也很早,战国时,可见外罩蓝彩的陶胎珠子,到了唐代,给钴料加上助熔剂,使釉上发出蓝彩,因而产生了蓝釉唐三彩。

除了蓝釉,还要有白瓷,而白瓷之于中国,在东汉墓葬中就有出土,至唐代,便已成熟,以始于北齐兴于隋、唐的邢窑为代表,相对于南方越窑,形成了青、白两种格调——“越青邢白”,陆羽《茶经》,基于品茶,比较它们,称“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认为青瓷更宜于其茶道。

诗人皮日休,就没有陆羽那样偏好,其《茶瓯诗》云“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他以为邢越皆妙,当齐驱,一者“圆似月魂坠”,一者“轻如云魄起”。

唐人重青瓷,亦好白瓷,形成了“南青北白”两大体系,尤其是对于新兴的白瓷,更是推广有加,以至于李肇《国史补》说“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不但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远销日本和阿拉伯世界,对于邢瓷品质,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游记中,称“中国人能用陶土做成用品,里面装了酒,从外面能看到”,其所言者即为透影邢瓷。

唐人魄性大,不经意的就在“类银类雪”的白瓷上,来了几笔蓝花花,这应该就是青花瓷的源头了吧?唐青花遗物,那些白地蓝花残器,有的在扬州出土。看来,那是准备从扬州港出口的货物,阿拉伯世界是它们的去处。

1998年,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所属海域,打捞出阿拉伯沉船黑石号,在出水器物中,就有三件唐代釉下彩青花瓷,据说,它们就出自东都洛阳附近巩县窑。

有人将这三件出水瓷与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碎片作了对比,发现纹样相似,而其纹样,在唐代器物中少见,却同一道打捞出来的金盘纹样类似,当为同一批出口器物,黑石号上的发现表明,唐代不仅可以烧造青花瓷,而且已经用于出口了。

中国首批外销瓷,应该是销往阿拉伯地区,先是青瓷,被阿拉伯人青睐,认为有食物侦毒功能,触及有毒食物,会冒汗,会变色,甚至断裂,故有警示效用。

阿拔斯王朝时,为仿青瓷,伊拉克工匠于陶胎涂白色锡釉,伊朗工匠继以钴蓝饰之,这才启发了中国工匠,以白地蓝花的品位,用白瓷饰以钴蓝,开出青花。

但唐代青花还是跟着伊斯兰化的口味走的,中国本色尚未开显。卢浮宫里藏有一件八世纪的伊斯兰蓝花陶器,从表面看,与黑石号出水的唐青花类似,相比之下,仅有质地的差异,一为陶器,一为瓷器,而其精神气质的样式则与伊斯兰风格一致。

宋代青花,开始低调转型,中心产地从北方转往南方,从洛阳转到浙江,龙泉、绍兴两地,已有这一时期的青花瓷残片出土,观其工艺表达,则从釉上青花转入釉下,其纹饰特征亦从伊斯兰化转向中国化,或曰,唐有青花,而两宋未兴,何也?识者多以审美言之,以为宋贵素瓷,不尚绘事,故难免于此,实亦由其中国化未完成所致。

当景德镇窑兴起时,其转型便以两条路线,一条是青瓷与白瓷融合路线,由此产生了青白瓷,不但在工艺技术上,更在审美品位上,完成了南北两大瓷系的综合;另一条是白瓷与蓝彩相加的路线,产生了青花瓷,完成了伊斯兰化与中国化的结合。

青花瓷的完成,要到元、明时期。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还是元初,青花尚未成熟,所以,被他注目的并非青花,而是白瓷,因为“国朝尚白”,亦称“中国白”。

他在泉州港,触目所及,也是多为白瓷,其游记提到,泉州附近,别有一城,名曰“迪云州”即今德化,德化瓷,以白瓷闻名于世,如其所言,“既多且美”。据说,他还带了一只白瓷罐回到威尼斯,以此来证明他所说的“中国”是真的,对此,我们还是有点存疑,作为商人,他会只带一只瓷罐回去?他可是来追求财富的,顺便才传播一下文化,何以对贸易懒得一提,难道元世祖忽必烈对他另有赏赐?

到了元朝,青花瓷就推广开来,作为文化传播,成了蒙元大一统的一个显著标志——中国白与阿拉伯蓝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正是天主教的欧洲要谨防的。

以“东方”为假想敌的罗马天主教,在文明的冲突中,难免要将蒙元大一统视为整个“东方”——中国式天下与阿拉伯世界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的一次总集合,这恐怕也是汪大渊万里航渡而至,却徘徊于欧洲的地中海门口,过其门而不入的深层原因吧。

要到了16世纪,等到文艺复兴运动完成以后,蒙元时代也早已时过境迁,青花瓷这才源源不断输入欧洲,输入两个世纪以后,青花瓷的青花作为“中国图案”,在18世纪欧洲的洛可可风格中大出风头,遗憾的是,蒙元时代的王大渊看不到了。

作为个体的汪大渊,差一步就到了欧洲,这一步确实有点遗憾。可代表了国体的郑和,差得何止一步?简直连遗憾都谈不上了。但他们都遗憾了吗?没有,连一点感觉都没有。汉唐时期,还有个罗马帝国时不时来招呼一下,留个念想给东方。蒙元时代,却没个对等的国家来互访。

所以,在汪大渊们看来,欧洲不是要非去一趟不可的地方,我们替他遗憾,是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欧洲的历史有多么重要,他只要往前走一步,就走入意大利文艺复兴了,如果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了一位中国人,想想吧,那样的文明该多么美妙!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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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钦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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