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点财富网 城市 上海近代公共园林:市民意识的饲育之地

上海近代公共园林:市民意识的饲育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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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秦颖源

东海之滨,九峰三泖,本江南氤氲水乡,造园风起于青萍之末,承华亭鹤唳之野趣,阅两晋风流,得宋元清骨,鼎盛于士流涌动之明中晚期,以豫园为代表的文人园时尚云兴霞蔚,浓墨淡彩皆成文章。清乾嘉后,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世风奢靡,商贾辐辏,海上传统封闭的文人闲情逸致逐渐被世俗化、城市化、公共性的市民园林侵蚀,与以苏州为锚的江南文化圈渐行渐远。浸润在商业氛围中的市民阶层在朦胧的个体觉醒中开始寻找公共空间,自1843年11月17日开埠,上海开启近代化历程。

一、海上公共园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伴生物

经历开埠后近百年发展,1942年上海全境总人口约392万,外侨人口达到峰值150 931人,华人占比96%,形成一个以华人为主体,融合了西方侨民利益和文化的现代城市自治体制,组建志愿武装、巡捕房、救火会,还有比大清邮政更早的工部书信馆,依靠纳税人的税收维持,为市民服务,不受制于外界政府。基本法《土地章程》约定四项基本原则——“自治”、“法治”、“安全”、“自由”,前两项是制度基础,后两项是纳税人基本权益,共同构成市民意识的核心,制度的建设是以人——共处的居民的利益为根本,政府公权受到约束,市民私权受到保障,新闻、宗教、教育、文化、艺术摆脱桎梏,个性获得伸张。1900年北方拳乱,南方督抚以上海地方中立原则为援例,形成“东南互保”,避免乱政丧邦。1908年清廷仿行宪政颁布《全国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次年上海遵宪实行地方自治。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同样极力主张以县为单位地方自治。

新体制的产生给原本躬身在专制集权下的市民社会雏形带来伸展机遇,断绝与农耕经济的脉弦,在一片荒滩上依照西方的认知从零开始擘划全新的人居环境,在数年间便形成道路成网、设施便捷、建筑齐整、环境清洁的现代都市风貌,与县治旧城反差强烈。城市经济和市民意识兴起,建设形态丰富、功能复合、服务多层次需求的公共空间为居民共享,不仅满足往来移动的需求,也是人们相互接触与沟通的空间。既有写仿的现代化城区,公共性园林作为西方现代都市的必要配置自然不可或缺,产生出市政公园和经营性私园两大类,远道而来的西方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洋场时尚出现在公共空间中。在人心思变的社会改良风潮中,作为怡情娱乐场所的公共园林尚肩负着开启民智的教化使命。

二、城市公园的开放历程是市民平权意识践行典范

作为中国第一座近代城市公园,外滩公园不仅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市民利用法律和舆论工具,在既有制度内持续挑战公益分配而最终取得彻底成功的平权经典案例,证明在市民自治社会中通过渐进温和公开的社会对话而非对抗冲突,实现全民福祉的现实意义。

1868年8月8日,外滩公园正式对外开放,面积30.48亩,英文名称为Public Garden,中文译名公共花园、公家花园或公花园,1936年改名为外滩公园。外滩公园从开放之初,便不同程度地限制华人入内游园,并引起其它市政公园的仿效。按照习惯认知:“公园从开放时起就不准中国人入内,甚至在公园门口挂出过牌子,规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因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上海园林志,2000)事实上,经过比对1884年、1913年和1917年的公园规则(仅有英文官方标识),中外研究者基本认定因为规则中有分别限制狗和华人入内的英文条文,“引起爱国人士的普遍不满与愤怒。这一规定后来被民间概括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外事志,1999)在民族主义高涨的20世纪初,这一种族歧视色彩鲜明的认定充斥在集体和个体记忆中,约定俗成,这块告示牌的存在意义已超越作为物质型态的可能性。

城市公园的歧视性政策终结于1928年,是华人市民代表前后历时50年,在不断扩大的华人社会话语权背景下,有理有节的平权典范,此项过程大致分为2个阶段。从1878年6月《申报》刊文呼吁“请弛园禁”发端,到工部局从1886年5月24日起向“受尊敬的品格高尚的中国人”发放游园券,并于1890年在苏州河南岸另建一处较小的“华人公园”。经过初步妥协后的20多年沉寂,外滩公园在192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情绪激发重回公众视野,如果说前次的交涉是基于人情事由的商榷,这一次则是从法理上对不公限制的根本扭转。著名律师冯炳南 (1888–1956) 依据《上海租地章程》中对公园服务的市民界定上并无中外区分,进而从语义、法理和流变多个角度条分缕析工部局“并无权力不准中国人或其他国籍之人入其所管理之公园也。”1928年4月18日,纳税外国人年会正式作出决定,从6月1日起,界内公园一律向中国人开放。开放当天的外滩公园人流如潮、“水泄不通”。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维权过程中,作为民意代表的华人精英阶层无论在表达方式、事实陈述上,还是在舆论配合、法规调研上都表现出高度的克制性和专业性,进退有度,最后赢得对手的尊重和理解,双方依托制度,程序合理,有问必答,持续渐进,达成共识,显示出在现代城市环境下迅速成熟的市民意识的效力,“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语),追求社会改造和公共进步。

三、经营性私园是市民社会育成期的社会综合体

虽然江南私家园林的有条件接纳社会游客自古有例可循,但作为经常项目向外界开放是在城市公园出现后的风气。在1928年前,四大公园(外滩、顾家宅、虹口、兆丰)都限制华人入园,刺激民族商家自谋出路,将私园改造对外开放,以期与外侨特权分庭抗礼。在传统私园向公共性园林转型过程中,以张、徐、愚三园影响最大。

张园本是英商花园住宅,1882年被无锡旅沪富商张叔和 (1850-1919) 购得,经改造后于1885年开放,后请英国建筑师设计“安垲第”,花园面积达到61.52亩,是外滩公园两倍多。张园沿袭大草坪+广厦的欧式庄园格局,北区规则开阔,气势轩昂,南区林沼幽深,曲折生动。园内设施丰富,餐饮、住宿、摄影、观剧、焰火活动应有尽有,电气屋、抛球场、网球场、溜冰场、弹子房、舞厅无所不包,各类时尚新奇展示消费独领风光,千人大厅更是集会演说的首选之地,从1897年12月到1913年4月,张园举行的较大的集会有39起,称作为中国的“海德公园”。开放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张园一直是上海最大公共活动场所,三教九流,雅俗共赏。

上海《申报》曾评论沪上名园,认为“张园以旷朗胜,徐园以精雅胜。”徐园本盐官丝商徐棣山 (1843-1901) 的私园“双清别墅”,占地3亩,建于1883年,1887年对外售票开放,1909年迁址扩建。徐园纯取传统造园手法,园中十二景,幽雅古朴。全园坐北朝南,东部多楼堂,西部以池为中心,环水曲廊。池志澂 (1854-1937) 在《沪游梦影》中称“园不甚大……穿云度水,曲折回环,其布置已为海上诸园之最。”作为园中园的又一村,1896年6月30日在此放映“西方影戏”是电影在中国的首次登陆。1888年3月1日开业的徐园悦来照相馆也是上海最早出现的商业摄影社。徐棣山于组织曲会、琴会、诗会、棋会、花会外,还在1889年组织徐园书画会,多次举办中日绘画展览会,1924年后园中常设戏台邀苏州昆曲传习所登台。徐园活动虽不失娱乐性,但参与者多有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花卉盆栽的品好,非普罗大众之趣,成为沪上文人雅集平台。

愚园稍晚于徐园,本为镇海叶氏别墅,1888年归宁波商人张氏,改造后于1890年开园,同时并入西侧的旧西园,全园面积增至33.5亩。园内分东西两区。东区中式传统格局,楼堂繁密,雕饰华丽,适合聚会、展览、宴筵、饮馔;西区是西式开敞布局,有球场、带花房的花圃、菜畦、弹子房,更有开沪上先声的小型动物园,把公园的运动观赏功能收罗其中。中西合璧的配置适应广泛的社会受众,既获文人雅士青睐,也迎合市民的猎奇尝新,照相、戏曲、魔术、电影、焰火、赏花一应俱全。1909年举办中国金石书画赛会,1914年有愚园书画菊花会。洋楼能容五六百人,是清末民初仅次于张园的集会场所。南社自1911年第四次雅集始,至1916年第十五次雅集,在愚园聚会共达14次,柳亚子称“愚园在后来是成为我们的大本营。”

经营性私园脱胎于传统园林,首在于园主身份由科举功名荫庇下的文人士大夫转向富甲一方的开明儒商,证明造园文化的传承维系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中华传统以园林作为成功人士儒雅风范表征的惯性。张、徐、愚三园开放兴盛有前后,规模涵纳有差异,风格品味游走中西,但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以园林空间为平台供应社会性多功能的城市综合体。当一个千年集权禁锢下的庶民聚落转瞬化身为开放性的市民社会,那些曾经弥散在花圃、饭庄、茶楼、酒肆、戏园、烟馆、妓院的娱乐消费行为旋即占据市民生活主流,当公共服务尚不具备专门化的饭店、剧场、影院、影楼、展厅、会堂、商场、健身、游乐设施,园林空间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万花筒,一个扁平化的结构,每个市民不论出身、种族、教育、财富,都是一个平等的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和消费愿望,得到相应的服务和尊重。游园活动的杂糅性和场所空间的多样性不完全取决于于园主的造景审美,更多受制于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市民的嗜好,感官体验上的新奇刺激取代意境文思,园林从个性化艺术雕琢的奢侈品转型为大众服务的消费品。

但是“‘市民意识’的骨干不是享乐主义,而是强烈的当家作主的权利观念。”在娱乐消费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市民意识也在公共意见领域寻找发声的空间——议政场所,这可能是西方公园对传统国民性带来最深刻的冲击,一城三治,各有各的公共场所:跑马厅和法国公园是外侨的集会场所,而华界的公共集会场所逐渐脱离嘈杂窄仄的城隍庙而转移到张园,显然有环境之外的考量。张、徐、愚三园都设有可容纳数百至上千人的讲堂会所,顺应市民参与时务、针砭政弊的趋势,近代诸多有关女权、教育、新政、外交的集会论辩都发生于此。立场对立的社党团体个人,各自表述,通过论争达到妥协,口水仗替代流血,小市民无忌调侃显贵,这也是市民社会政治和娱乐为伍的裨益。古老的华夏帝国,能够不经过残酷内战,转身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可以从这里找到线索。

这种承载过多社会功能的综合体是不稳定的,注定不可持续,经营性私园是新旧公共空间转型期的过渡,当社会机制趋向完善,城市公园向全体市民开放,目的性更强的专项设施很快就把原本混杂的功能分流出去,曾经喧阗的经营性私园在1920年代初迅速沉寂,把公共园林纯粹的娱乐休闲功能还给城市公园。而华界后起的经营性私园在民国公园建设滞后的时间差中延续到抗战全面爆发才湮灭。

四、开放性公共空间开启市民化的城市现代性

开放性城市空间对市民的影响肇始于发现并满足人之消费欲望,但唤起的市民意识并不满足于此,公众在看似单调朴素的城市公园里发现另一种未曾体验过的秩序、优雅、人和自然的亲近,“那些公园中绿绿的树,红红的花,青青的草,呖呖的鸟声,似乎都在冥冥中诱惑我。”(周瘦鹃,1928)维多利亚花园式的外滩公园布局疏朗,植被葱茏,西侧高大乔木和绿篱隔开马路;滨江浓荫匝道,休闲长椅面水排开;大草坪上的音乐亭每周会带来情趣盎然的免费音乐会,工部局还为此成立专业的管弦乐队——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草坪四周散布树丛、花镜,引种培育异域花木。春华秋月,霜露霁霞,信步冥坐,随意自在,这一份从容和尊严看似随手拈来,背后却是对公共意识的挑战,透过外滩公园这面橱窗照射出中国所没有的“公共道德”,有识之士从中看到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杨昌济先生 (1871-1920)深感:“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西人所为,虽欺人太甚,亦吾国人有以自取之。”事实上,早期公园对华人入园向来是有选择的,每逢“七月十四日,为法兰西民主纪念日,年年是夕,顾家宅之法兰西公园中,必张灯以志庆祝,中西士女,趋之若鹜……检券并不甚严,其衣冠楚楚者,虽无券亦得入园……是夕园中游人,西方士女,不过十之一二,其十之八九,皆为吾国人。”(周瘦鹃,1926)从被迫开放通商到被动植入公德,国民性的改造从来不是轻松自然的过程,即便非自愿接受文明世界的规则和成果带来民智启蒙和城市现代性。“公园规则在几经修订后,种族歧视的色彩消退殆尽,游园成为都市居民的一项普通休闲活动。并且,游园规则逐渐成为游园者自我约束的依据,成为都市居民的共识。”1909年全面建成的虹口娱乐场(后改名虹口公园)是上海第一个体育公园,举办过2届远东运动会,1932年时拥有2个足球场,4个滚木球场,88个网球场和1个九洞高尔夫球场,还有运动跑道和露天游泳池,1933年的运动节已在倡导全民强身健体。1914年开园的兆丰公园(1944年改名中山公园)在1922年设立的动物展览部是上海第一个公立动物园,此后又将一片中部林地辟建为植物园,树种数量居全市公园之首。这些公园在教化市民寓教于乐、强身益智同时,又开启现代都市的社交场所,塑造新型人际关系。在1930年代的都市电影中,从默片《恋爱与义务》(1931) 到有声片《十字街头》(1937),公园场景往往是浪漫约会或旧识邂逅的场所,无论达官豪绅,还是窘迫寒士,身价地位或观念个性的对立冲突总能暂时被绿茵碧波调和到一派平静风度,这似乎在传统社会格局下是不可想象的,却成为上海现代性的文化想象的背景。

五、海派文化构筑人本主义下的中西融合

海派文化曾被冠以“殖民文化”、“买办文化”、“洋奴文化”,进而更成为对“上海人”族群“崇洋媚外”的地域性攻讦。纵观人类文明从蛮荒愚昧向理性睿智演进的历程,文化虽有地域之别,但都循导由神性趋向人性,封闭走入开放,对立化解包容的大势。中原文化在崇尚宋元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无我境界后,渐趋僵化,而晚明江南社会的灵秀山水和丰饶物产却孕育出袁宏道和张岱这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个性风流,为文“不再当政治和宗教的差。”源于江南的传统市民生活被纳入到西方舶来的社会体制、生活方式中,与外来的物质文化产生激烈的碰撞,最终走向融合,“海派“由此而生。这种杂糅却又原生的乡土文化品味承载着世代上海人的怀旧情结,根植在城市的现代性中。海派文化能够在上海地域滋生繁衍,根系是深植在人本的土壤中,源自西方的理念空降到地球的另一半,不光符合侨民的接受习惯,同时也得到华人从精英阶层到底层民众的拥趸。

以市民意识为核心的海派文化的受众主体是市民,必然是一种有着强烈存在感和地域性的都市大众文化,依附于城市的物质构成和交流方式;商业氛围激励自我奋斗,打破阶层预设,以成败论英雄,以开放的姿态接纳新事物;雅俗共赏的海派品位是在孤芳自赏的士大夫文化和贩夫走卒的俚俗文化之间的折衷,建立在教育和传媒普及带来的平民认知上,才会有张爱玲和爱林登公寓门房分享传阅小报之逸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的“公共空间”滋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 “摩登上海”,便是上海都市文化从启蒙觉醒走向成熟自觉最终消亡的现代性历程,这种文化的余泽在载体消失后失去自新机制,却依然徘徊在后来话语者的臆想中,蜕化成一种适用性标签。

李欧梵先生在研究1930年代沪上作家的“西化色彩”后,认为“上海有西方殖民存在,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却从不曾出过问题……正是也仅是因为他们那不容置疑的中国性使得这些作家能如此公然地拥抱西方现代性而不必畏惧被殖民化。”如果“中国性”在此主要表达的是一种血缘和地缘关联,“上海人”则是一个与现代性和全球性的契合点。“‘华洋杂居,五方杂处’,国内外的移民……在教育、语言、风尚、习俗方面不断融合,形成了独立的本土意识,作为文化认同的‘上海人’,最终确立。”无论是邬达克还是哈同,模糊的出身认定在倏忽变迁的世界格局中已显得无足轻重,无论外侨抑或华人,历史都认定他们是上海人,上海的市民,上海的创造者、所有者和见证者。

近代上海本不过东海之滨的一介农商县治,依仗着开埠后植入的制度庇护,不仅保存下江南人文薪火免遭涂炭,更为老大帝国带来现代文明的启蒙,催生出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信奉契约,讲求妥协,崇尚理性,成为故国自新的桥头堡、知更鸟、报春花。近代上海园林先以余烬之身,承接新秩序中陡降的西方造园理念和践行,顺时应变,改良传统私园模式,借道中西合璧的多功能社会综合体,尝试“公园运动”的本土化,满足市民的消费娱乐和议政诉求,虽吉光片羽,湮没无影,却是中华造园承前启后的一道独特风景。城市公园秉持的公共和开放原则激发市民参与管理社会,构筑市民社会的物质性基础,多彩(非只一色)的市民生活决定多元的市民意识,颠覆威权,独立思考,彰显个性,和而不同。历数海上百年沧桑,这所记忆中曾经最具现代性和世界性的远东都会,其盛衰兴败无一不和市民群体休戚相关,民意活跃、民生安逸、民权舒张,则市泰民安;民怨鼎沸、民生凋敝、民治萎靡,则市颓民窘。市据民而生,民赖市以活,文学本是人学,园史岂非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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