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点财富网 智库 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陈柳钦教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经济特质、价值旨归和制度自信

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陈柳钦教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经济特质、价值旨归和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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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柳钦 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作者简介 陈柳钦,男,1969年生,湖南省邵东市人,研究员,教授,著名学者,著名经济学家,产业经济、城市经济、能源经济、林业经济、金融问题和乡村振兴问题专家。曾在黑龙江商学院(现哈尔滨商业大学)、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工作,被聘为天津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咨询专家,天津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现为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院长、北京中邦农业研究院院长、钦点之星董事长、钦点财富网总编辑、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重庆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心特聘专家、浦江法治论坛副主席。

【内容提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和主旋律,现代化是人类通向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社会形态所必经的一个大过渡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溯源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艰辛探索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本土具体实际,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积淀所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成果,有其演进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要素,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是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的主线,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坚定不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经济特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适应中国发展规律的历史大道,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间正道,人民至上、共享成果、协调发展、和谐共生和命运与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定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及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制度自信。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引言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1]。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懈探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主题。中国共产党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四个现代化”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理论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逐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体系。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以“中国式”和“新”两个定语界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重要论断标注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定位,高度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性意义。这一表述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出的文明之花、结出的文明之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这高度概括了中国实践和中国创造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标注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定位及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高度,进一步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和总任务,提出了从百年党史追问历史任务、以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承载着实现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时代重任,而且承载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重要时间节点,深入地总结和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经济特质、价值旨归、和制度保障,不仅有利于破解中国取得现代化奇迹的成功密码,更有利于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5]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5],即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思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简单嫁接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之上的,其生成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过程,是百年大党不断探索的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1、历史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长期根植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接续性探索之中的历史性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2] 这一判断源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5000多年文明养分的吸吮,深刻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用了近300年,让12亿左右人口进入现代化,创造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西方一些人据此认为,“西方”是衡量发展中国家道路、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东西方的发展差异,被扭曲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落后与先进的对立。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经济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饱受经济社会落后与长期战乱之困。毛泽东将近代中国社会之衰颓概括为“社会制度腐败与经济技术落后”[6]。这意味着,当时之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历史大任,就必须推动社会制度变革与经济技术现代化。在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的现代化分析框架,涵纳了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1]。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自主创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是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翻版,也不是一些新兴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再版,而是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风格的自主创新的现代化的新版。

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黑暗使人渴望光明,苦难使人长怀壮志。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下,中国人民坚毅地开始了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掀起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力图挽救民族危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大革命的失败,结合我国实际,开创性地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格局,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铺平道路。毛泽东带领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运动过程中不断加深对现代化的客观规律和矛盾运动的认识,系统阐明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关系,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和构想,以工业化建设作为基础,逐步改变中国农业国的陈旧面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工业国这一阶段目标的确立,使中国的现代化有了建设的重点内容和实践的正确方向。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共产党学习优先发展重工业加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迅速打下了工业化基础。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进一步探索“中国式工业化模式”,增加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重、调整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合理布局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等。同时,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从相对单一的工业化发展为“四个现代化”,在曲折探索中,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四个现代化”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内涵,逐步形成了重点性与全局性兼顾的现代化战略布局,创造性奠定后发国家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基础。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亟需回答“现代化何去何从”这一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决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思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重大概念,用“小康”定义20世纪末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水平,求真务实地分“三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创造性拓宽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意根据形势和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步骤。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推进,不仅成功开辟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走向“富起来”的光明道路,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借鉴。第四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与历史使命。”基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情把握,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从 “四个现代化”到 “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带领人民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概念内涵。道路决定命运,特色基于国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4] “五个现代化”统一于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既彰显世界现代化的普遍特征,又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意蕴。“五个现代化”各具内涵又互相影响,形成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内涵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并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创造性开辟后发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西方单一现代化模式论的破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7]。

2、理论逻辑。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超越和摆脱西方束缚中国的现代化旧道路;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可能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既坚持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发展,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在的理论逻辑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本质上讲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根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现代化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型现代化之路,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是价值旨归明确、覆盖面广泛、涉及领域深入的新型现代化模式,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下以实现少数统治阶级利益为目的的现代化。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4]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现代化道路非一时一日能完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型、成熟与发展,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探索的经验总结,汇集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思考与智慧。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源流。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8]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注重中国的发展特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管理技术等方面进行的引用和借鉴,一定要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实际。邓小平用“走自己的路”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做出了通俗而明确的比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将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经济体系现代化等纳入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范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有效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从更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框架愈加成熟、价值目标愈加明晰,这不仅是对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拓展延伸,更是对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关于现代化论述的接续发展和传承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前所未有的实践创新,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东方大国,通过独具特色的发展实践,自觉主动融入世界历史并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体系以及人类文明形态的现代化探索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伟大创造,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本质区别的现代化,是具有鲜明特色、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化之路。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行,既来自这个理论体系把握规律性、体现必然性和富有前瞻性的科学结构体系、强大逻辑魅力、饱含人文关怀的价值正当性,更来源于它直面重大矛盾、生动解答现实问题、建设性推动问题解决的务实性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以其内蕴的科学真理性、革命实践性、开放创新性,指导党和人民不懈奋斗,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扭转了民族命运、改变了人民面貌、推进了历史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着坚守,以马克思主义为真理力量,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并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揭示和批判为基础,强调要让资本逻辑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所用,要不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人本逻辑从始至终都蕴含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中,这决定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不单是工业化和民主化,而是围绕人的主体性所展开的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多方并举的现代化,是能够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避免了资本对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扭曲。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现代性本身应该是变动不居的,并且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更高阶演化过程中不断嬗变的理论突围,革命性验证了构建“新现代性”的实质就是克服现代性的诸种矛盾并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达致现代性分裂的整合,使得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当下不断趋于连贯和丰满。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扎根中国大地,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相融合,在新时代绽放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绚丽花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全新飞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必将催生出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滋养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热潮,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我们党运用唯物史观开辟的中国发展之路。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历史性课题,也都是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7]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反对单一主体性和同质化的抽象整体性,倡导个体与共同体协调发展。沿着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的谱系和脉络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探索史可以发现,“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基本走向,始终以公共性为基本定向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欧式现代化道路、苏联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也是其“新”之本质规定性。新道路必然开辟新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哲学表达是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则是谱写唯物史观公共性逻辑的纲领性文献。唯物史观的公共性逻辑反对单一主体性和同质化的抽象整体性,倡导个体与共同体协调发展,这一主张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思想内在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个前进的逻辑、发展的潮流,从根本上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证明,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全新运用。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都雄辩地证明,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主线。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现代化之路。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决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3]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功,是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成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具体表现为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模式又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新道路,其成功之处在于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了马克思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同时也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回答了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问题,在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逻辑进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原创的独特的理论命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汲取了东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有益经验和成果基础上,又超越了既有现代化模式和发展理论,从根本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现实国情而走出的一条现代化新路。[9]

3、实践逻辑。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活动,必须从实践中来并回到实践中去。西方率先享受到现代化成果,但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和样式。西方现代化道路并没有结束人类对现代化的探索,西方的现代性文明并不构成历史的终结。自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现代化潮流而惨遭列强侵略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走向世界前列,实现现代化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愿景。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社会各阶级虽都曾进行过艰辛探索,但都因未能找到正确的领导者和道路而陷于失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原则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后发外生追赶型现代化,其现代化过程呈现典型的 “时空压缩”景象,体现出跨越式发展的特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发挥后发国家现代化优势,仅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耗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历程,在从传统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转型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得到显著提升。任何理论或科学论断的形成与发展均深刻根植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具体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只有在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才获得其充分表现和最典范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科学论断的形成,就是来源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同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道路遵循。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接续探索,不断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展开的,其首要任务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剖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通过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应对考验、战胜风险的能力。针对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事业的有序衔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践征途不仅注重扎根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印记,也注重彰显社会主义原则和要求,同时又将我国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阶段性与发展目标的递进性协同起来,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实践原因,也自然构成了该道路形成的实践逻辑。当前,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从客观数据的角度来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都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彰显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从现实影响力的角度来看,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并日益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我们只有立足于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到我们、卡死我们!”[10]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11]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即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思路。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关系到中国的存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一条主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4]这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新升华。这些本质要求紧密联系、内在贯通,蕴含了新时代10年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次重大创新,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经受长期实践检验了的历史必由之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重要结论。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实践运用,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一直坚持、努力实践探索的结果,是党在“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把握历史机遇坚持问题导向、化解矛盾危机的庄严承诺,也是融入世界现代化之潮流大势、贡献中国现代化实践方案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经济特质

 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要素,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是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的主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制定落实具有延续性的经济发展规划,有效统筹各种重大经济关系,推动中国经济迈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之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尺,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断显现。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由低质量到高质量的转变时期,以高污染、高能耗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科技对生产力的贡献力度越来越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来临之际,传统意义上的增长已经不等于发展,不改善经济增长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无法在未来的科技革命中立足。推动生产力 “质”的转变,是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前沿,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明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站高望远、深谋远虑,在起草“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过程中就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不能只是一句口号,更不是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基础科学研究仍然薄弱,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不足,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严重制约了高质量发展。因此,在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征程中,如何解决科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一“阿喀琉斯之踵”,如何使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实现新旧发展动力转换,成为经济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经济转型阵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等挑战。从实践看,那些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 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而那些失败的国家则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性转变。从中国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来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制约因素就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推动生产力由重视 “量”的增长到重视 “质”的转变。人口规模巨大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列于首位并具核心作用的,毫无疑问是创新发展。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新时代十年,我国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此,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的新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采取更加精准务实的举措,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向纵深。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使高质量发展这一鲜明主题,成为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二是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格局引领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发挥新发展格局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中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用创新驱动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重在创新,也难在创新,就是要始终坚持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重点破解“卡脖子”难题与“天花板”制约,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努力占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现代化、高级化“头部”位置。四是谋人民福祉夯实高质量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理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

2、全方位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基础和有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指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高质量发展需要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央高度重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独立篇章,全面系统地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包括七个方面,可将其概括为“6+1”体系,即建设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基本途径。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思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往外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面临更多“顶风逆水”的外部环境。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勇于开“顶风船”,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艘巨舰驶入深水区;朝内看,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大,产业层次偏低和创新能力不强的矛盾还在,资源环境约束突出,这使得“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解开诸多难题的一把“钥匙”。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也是由小康社会建设转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总体性、基础性安排。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经济体系,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构建的支撑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经济体系。可以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然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一斑。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概念,并且以此来全面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创新。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4]现代化经济体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制度基础,要着力加快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经济制度,尤其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体系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全方位布局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推进国家现代化总体目标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内涵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全面、指向性更明确的发展新目标。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遵循。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畅通经济循环,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需求侧管理,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抓手。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所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方向。聚焦“双碳”目标发展低碳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任务。

3、坚定不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回顾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工业化为总动力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如果把工业化比喻成现代化的“发动机”,那么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就是“两个轮子”。现代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城镇和乡村两头缺一不可,需要以系统思维来审视,统筹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如果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一边是越来越现代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那这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消除城乡对立、促进城乡融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城乡融合发展是指以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为重点,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发展、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我国现阶段城乡差距问题的本质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针对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必须在同步下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盘大棋中进行谋划,积极利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入后半段的发展拉力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推力协同并举来推进城乡融合体制成型。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出发,我国创造了多维度共同发展的并联式现代化,从并联式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出发,可以发现农业现代化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内容,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的一个难题。历史上不少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忽视农业农村发展,导致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现代化进程因此受阻。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持续发挥新型城镇化以城带乡、工业化技术助农、逆城镇化人才回流、乡村振兴支农投入的多重兴农助农机制,彻底扭转农业农村“靠城市输血”的被动型发展模式。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重要文件相继发布,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明确了“三步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完全一致。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月21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党都是把农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从而凝聚了亿万农民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继续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下更大功夫,推动乡村经济、乡村法治、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乡村生态、乡村党建全面强起来,让乡亲们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意味着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强调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其本质和目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为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深度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就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关系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县城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一头连接城市,一头服务乡村,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节点。城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城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社会过程。作为城之末、镇之始,县城独特而重要。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是国家最基本的行政和经济单元,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县域现代化的实现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没有县域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面的现代化。县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所在。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发展目标,要求以县城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发展的衔接配合。在“十四五”期间,县城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载体,县城的建设成为协调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切口。推进县城建设,是适应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日益增加到县城就业安家的需求,辐射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衔接配合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亟须破除单向城市化思维,在城乡融合新形态下思考城乡发展和要素配置,用城乡融合的思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4]我们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科学推进乡村规划建设,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消除全面现代化发展的短板,确保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不掉队。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旨归

 1、人民至上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资本、政治权力和劳动者这三种要素成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大要素在社会有机体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成为区分各种不同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标志。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坚持人民(劳动者)至上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人民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遵循的是资本逻辑,没有给人民带来普遍性的幸福,相反衍生的是人的异化与社会的分裂。不同于物质生产和人的发展都服从于资本逐利性逻辑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以实现人民的福祉作为价值向导。唯物史观从“实践的人”来考察主体,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实践活动推动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样离不开“实践的人”这一主体。作为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解决涉及人民的种种发展问题、利益问题,离不开的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贯穿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化探索的方方面面,是在为坚守人民幸福而做出的顶层设计、整体规划时必不可少的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的实践问题,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价值立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12]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反思并突破苏联片面倚重重工业而忽视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探索比例协调的工业化之路、重视人民的利益与需求的现代化之路,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 中对于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以及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等关系协同发展的论述,正是这一探索的表征。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5]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 ”[8]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它要求打破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形成现代化的人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把握“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推进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式现代化从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起步,目标是人民生活富裕。邓小平同志当年关于“三步走”的战略中,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很明确:一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人民生活由小康转向比较富裕。我们党在人民群众的丰富生产生活实践中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实践与价值、目的和手段等方面领悟人民立场的真谛,从想问题到做决策自觉围绕最大限度满足人民需求,真正地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落到实处、做到细处。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2]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坚定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人民立场的执着坚守。作为一种为广大劳动人民谋解放、图发展的理论学说,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扎根实践的根本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要实现革命性锻造与创新性发展、进而指引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实践要求与理论要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对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又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扬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理念层面上统一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人民作为推进现代化的出发点,体现了对人民利益、期待和向往的满足;另一方面是把人民作为推进现代化的落脚点,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落实以“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民群众观,极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重要特征和九个本质要求的精辟论断,句句围绕“人民”,处处彰显“人民”。人民,是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主题主线。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切实做到了民建民享,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取得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就一定能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的: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2、共享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立场不仅体现在发展依靠人民的价值选择上,更核心的方面是发展为了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上。纵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加剧财富分配失衡和制造社会两极分化的发展失衡历史。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追求的是极少数人的富裕,是“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富裕。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发达国家内部只能实现一部分人富裕,而多数人相对贫穷,两极分化严重;在国际关系领域只能实现少数国家现代化,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庸和牺牲品。资本逻辑规制下西方现代化发展以实现价值增殖为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则不同于资本逻辑规制下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摒弃资本逻辑,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和实际,都决定了必须开拓出一条区别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现代化,这与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现代化有着根本区别。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全体人民”共同的富裕为前提的,强调“全体”体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性和整体性。“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追求。邓小平同志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十二万八千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习近平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即到 “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已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差距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居民收入差距和实际消费水平回归到合理区间[14]。由此可以看出,实现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保持同频共振的发展脉络。《决议》中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3]。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将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取得了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2022年8月,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的讲话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能只是少数人富裕,而是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仍有收入与消费水平差异的共同富裕。这赋予了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张力,即共同富裕的实现既需要充分释放个人追求富裕的欲望与能力,又需要注重结果导向,将差距限定在合适的范围内。共同富裕既表现为一个状态抑或结果,也体现为一个过程抑或行为,它预示着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勤劳致富和努力向上攀升的机会,全体人民都有追求个人爱好和生活乐趣的自由与条件。这种共同富裕也不是没有差别的同步富裕,而是让一部人先富裕起来、采取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从物质富裕到精神富裕,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不断促进从低层次的共同富裕向高层次共同富裕跃迁、从少数人的局部富裕到全体人民的整体富裕跃升。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要解决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共同富裕必须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产物,其不可能与低水平生产力共存。推动共同富裕之所以“难”,是因为其要解决好发展生产力与共享生产成果的关系,也就是“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15]。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皆能发展,才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优越性的生动写照。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重大判断是对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4]。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并赋予了共同富裕新的使命,明确了共同富裕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基础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反映了人民共同发展的意愿,以人民福祉和人民幸福感、获得感的实现为奋斗目标,致力于构建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大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离不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必将为人类通向现代化提供全新的选择与独特贡献,推动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一发凡与创新。

3、协调发展。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以物质现代化为核心的主导逻辑,将现代化理解为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在创造工业文明和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弊病。显然,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物质增长至上”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着力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将物质和精神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性贡献之一,这既突出了物质的本原性位置、基础性功能和决定性作用,又承认了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性和引领性的反作用。一部近代史反复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如果没有坚实的物质文明,一个国家和民族就必然缺乏独立自强的物质基础。世界各国发展经验也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首先体现在物质文明的发展上。与此同时,一个没有文化自信、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也难以自立自强。没有离开精神文明的物质文明,也没有离开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二者缺一不可。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成功避免了现代化实践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均衡、不同步的问题,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两个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先天性弊病。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6]“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17]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仓廪实衣食足,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决议》指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3] 因此,必须充分认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上,也体现在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上,更体现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与西方“串联式”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叠加发展的,要求不仅实现“家家仓廪实、衣食足”的物质富裕,更要实现 “人人知礼节、明荣辱” 的精神富裕,推动两者的协调发展。回望走过的路,正确处理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的鲜明特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仅克服了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弊端,而且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保障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向度的现代化,而是统筹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坚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和基本策略,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坚实基础。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要求进一步丰富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强调“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将“五个文明”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我们党从全局视角出发,努力克服社会发展中的不均衡性,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之中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建设。

4、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现代化必须理性应对的重大问题,是攸关每一个国家现代化最终成败的关键问题。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为指导,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弊端,强调辩证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树立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理念。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党就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阐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奋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化,提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18]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绝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绿色特质。《决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在资本逻辑驱使下“掠夺自然式”现代化道路的摒弃与超越。面对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面对我国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中国式现代化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坚决抛弃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新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转变,是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是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 二是要走出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三是要走出生产力中心主义的误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经济增长与生态优化相统一的现代化,是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人的价值相统一的现代化,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相统一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内涵上体现了“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绩观、发展观、价值观、民生观和生态观的辩证统一;在生成逻辑上,是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实践逻辑下共同促成的;在实践路径上,需要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在生态价值观的引导下形成经济的绿色转型与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作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的重大论断[4]。这一论断,清晰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彰显了新时代新征程党中央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定决心和思想智慧。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用系统观念引领生态环境建设,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5、命运与共。从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愿景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国自身发展的现代化,更是造福世界人民的现代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共同价值理念,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表现为对内剥削和对外掠夺的血腥扩张之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基于自身无限追求资本增殖的本性限制,必然会迈出殖民主义侵略与扩张的步伐。现代化建设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实现的,需要具备长期的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之下遭受现代化浪潮冲击,正是充满了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西方现代化依其内在的资本逻辑“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在它所占据的全部领域中建立起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它不仅打破了一切地域壁垒和民族界限,从而使单一的民族历史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同时也使世界各民族服从于这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近代中国在不断“挨打”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化探索之路。正是基于对西方现代化暴力侵略逻辑的切身感受,中国人民深知和平之可贵,坚定维护和平的信心与决心。因此,中国现代化从其发轫之初的现实境遇,就决定了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历史文化与民族情感基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非侵略的和平发展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非霸权的和平发展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我们向世界作出的承诺,体现了中国面对世界不确定性展示出的中国力量和大国担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2],中国共产党 “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2] 《决议》提出:“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3] 和平与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障,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外交领域的重要价值体现。“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历经苦难,中国人民珍惜和平,希望同世界各国一道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19]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4]面对全球发展日益凸显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凝聚不同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共识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人类克服现实危机、创造美好未来提供了精神纽带。在和平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主动应对风险挑战,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方面[4]。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的现实,直面全球化时代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致力形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描绘了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意在回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向何处去的“世纪之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是回答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是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的人间正道,引领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党的二十大报告向世界展示了一条切实可行、坚定不移的新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结合中,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就要推动中国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中国秉持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希望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凭借武力和战争崛起的现代化,不是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现代化,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零和博弈的现代化,而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现代化,是推进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瓶颈,批判并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国家“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思维逻辑,呈现出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开辟了人类和平发展文明进步的新发展模式,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示范效应和创新经验,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保存了力量并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开辟了新的发展途径,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型态。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最重要的是制度形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充满了艰辛曲折,制度的探索与建设贯穿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接续取得崭新成就,在新时代条件下发展成为与资本主义文明并存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愈发展现出强盛的生命力与显著的优越性,制度因素起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关键作用。西式现代化方案,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三权分立制、总统制或议会制,在政党制度上表现为两党制或多党制,在经济制度上表现为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制度安排在价值理念设计上均遵循社会主义和现实国情的双重原则,既保证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公平,也注重社会活力与发展效益。

1、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主要是由中国特定的国家制度决定的。国家之所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根源在于中国特有的国家制度。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的国家制度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之间有着密切的现实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充分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有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条件。“在不同的商域中,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而且,由于制度形态的不同特质,决定或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20]。在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引领时代潮流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4]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才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才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找到了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现代化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大优势和“核心密码”。回顾党史百年的艰难历程,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它的领导核心、思想引领,不可能走到今天。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具有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的政治组织,理应承担和肩负起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等层面的领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自觉的使命担当、长远的战略规划、系统的顶层设计、强大的协调能力,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量。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价值取向,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提出在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重大原则[4],这就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航者、掌舵者,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的推进者、保障者。相对于西方从技术创新、经济变革、社会变革到政治变革的自发现代化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主动型现代化,是先政治变革,再到经济变革、社会变革以及全方位变革的路径,其中中国共产党发挥引领推动的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推进覆盖党和国家事业各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大对于制度建设作出了科学部署,提出到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13个方面作出了更为完善的制度性安排,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强化制度执行,构筑了民族复兴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全面部署,从而在整体上制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彰显了我们党坚定的制度自信。从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以党全面组织与领导经济社会生活的国家制度。这是党领导一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线的国家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历史脉络、文化传统和民族性的创新性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上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从制度功能来看,中国国家制度具有巨大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国家制度不仅能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增强其自觉性、科学性,还能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分散性、内耗性缺陷,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性与统一性。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这是西方现代化道路所无法实现和复制的。中国式现代化这种以国家命名的现代化是一种综合性模式,在制度维度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制度基础。每一种现代化道路都是在特定条件下萌生的,也是通过特定制度保障的。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衍生出来的,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生长起来的,中国的现代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社会形态的演进突出地反映于制度更替,表现反映先进生产力要求、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制度,对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落后制度的扬弃。社会主义对于先进生产力的要求集中于对先进生产关系的探索,即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社会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探寻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又以实践为依据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变革,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代化发展类型,并推动了“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的充分转化。要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革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充实完备实质上是相生相伴、互为需要的共生发展关系,充分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以制度性色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内生性演变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它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延续中国传统国家制度的“母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更不是西方国家制度的“翻版”,而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深得人民拥护的“新版”,是党和人民自己的伟大创造。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开辟社会主义新境界,由此社会主义不断呈现生机与活力。[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古今中外制度的扬弃,是立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实践、人民意愿的合理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用资本主义制度或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的现代性解释框架审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不科学也不真实,往往会以偏概全、以管窥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虽然是在西方现代性影响下开启的,但中国并未被同化,而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定向和逻辑,因而不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在中国式现代化逐步发展推进的同时,中国制度也呈现从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备演进,并最终呈现出内涵丰富的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从横向的制度结构方面看,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不同领域的制度互为影响和制约;从纵向的体系脉络看,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三个层面有机贯通、相互联系。[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等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协调有序、科学有效的制度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以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是纵向上依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 “指令性计划”,也不是横向上自发形成的 “指导性计划”,而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计划调节,即国家通过计划以市场为中介实现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的创新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窠臼,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突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又与我国现代化国家建设水平相适应。纵观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制度建设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和条件。我们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构建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从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完善的制度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驾护航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定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破浪前行、行稳致远,也定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范式借鉴。[23]

3、“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性保障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这既是我们党保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主权的一贯理念,也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定了新的坐标。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24]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逐渐推进制度完善定型,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棋局中,制度因素是贯穿其中、一脉承继的关键性因素,而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关键在制度执行,只有制度执行到位方可保障现代化事业平稳前行。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一方面,内在地和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经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必然向政治领域渗透,努力寻求权力的保护伞。因此,资本的两面性意味着必须从制度体系的层面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制度化在于建立强制性的规则、程序以抑制权力最大化冲动,防止权力与权威被滥用和过度占用导致政党组织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崩溃。制度化已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标志。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现代化建设大局得以平稳推进的关键保障环节。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亟待解决的问题领域、环节逐步向纵深突进,对系列举措、制度的执行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现实要求,只有不断提升制度的执行能力方可实现制度优势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转移[25]。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塑造的进程,不仅是“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完备呈现进程,而且是“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运用实践进程,充分说明制度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生动的展现和最管用的举措。百年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结语

现代化不仅是发达国家的过去,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从世界发展的大势看,西方现代性的解释和分析框架并不符合当今世界秩序和发展趋势,而需要一种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秩序价值观。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走自己的路实现跨越发展、迈进世界现代化第一方阵。中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现代化的迟到国”跃升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中华民族走上了通往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以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的伟大实践说明了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合理性,开创了兼具时代特色与国家特色的“中国之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突出成果,反映了社会主义最本质、最真实的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历史进步性、实践合理性和巨大优越性,给那些正处于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重要启迪。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地解决了让中国人民“不挨打”( 站起来) 、“不挨穷”( 富起来) 的问题,然而要“强起来”,还要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维护旧的全球霸权体系而对中国道路污名化( “挨骂”) 的问题,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化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开辟,向世界宣告了“照西方的样子改造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宣告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简单和偏颇,宣告了发展中国家终于摆脱了西方现代性逻辑的控制,走上了自主现代化的新道路,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向世界证明了人类通达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清晰描绘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和美好前景,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不同于人类过往的伟大创造,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丽的事业。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争取更大的胜利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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